《回归故里》[法]迪迪埃·埃里蓬著王献译上海文化出版社年7月版页，48.00元━━━━文︱李公明法国社会学家、著名知识分子迪迪埃·埃里蓬（DidierEribon）的《回归故里》（原书名：RETOURAREIMS,；王献译，上海文化出版社，年5月）是一部回忆录和反思性社会学著作。大约十万字不到，书名也很平常，书里书外却是情感与理性、阶级与社会、压迫与反抗的滔滔巨浪！父亲去世后，迪迪埃·埃里蓬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兰斯，重新了解他的家族历史，回忆自己在家乡的成长经历，思考阶级出身、成长环境、教育体系和社会固化等社会学研究的议题。该书的核心主题是由家庭出身引申出来的创伤记忆、阶级压迫和忏悔反思。回归故里，什么是故里？故里是他曾极力逃离的地方，是他曾刻意疏离的社会空间，那个地方的精神空间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只能充当反面教材。但是无论他如何反抗，它依然构成他精神内核的家乡；当他终于回到家看望母亲的时候，其实是与从前一直拒绝、抵制、否认的那部分自己和解。（参见第2页）关键词之一是“阶级”。在埃里蓬的回忆与反思中，“阶级”不是一个被封存在政治教科书中的概念，不是一个虚假的、只用来作为动员或镇压工具的口号，而是在生产流水线与豪华会所之间、连片公租房与花园后面的独栋住宅之间、小酒馆的低俗娱乐与高雅艺术殿堂之间的一道真实篱笆；是即便在一种眼神、一阵笑声中都能够准确辨认出来的距离与感受，是一种无师自通和无法抛弃的身份认同。关键词之二是“批判”。打开记忆的闸门，让阶级批判与社会批判的洪流奔涌而出，揭露阴谋与压迫——埃里蓬揭露那些本质上是邪恶的势力如何对待穷人，如何表现出极度的伪善，如何在拒绝、隔离、抛弃的同时还要戴上同胞、祖国、慈善的面纱。批判，既是对资产阶级的虚荣、伪善、傲慢和冷血的批判，也是对穷人的愚昧、麻木、奴性的批判。不知是因为仍然软弱还是本性善良，即便是埃里蓬这样的批判型知识分子有时也会怀疑自己是否陷入了阶级阴谋论或社会阴谋论。其实不是的，知识分子的想象力在冥冥之中甚至还会受到那制造阴谋与压迫的阶级嘲笑；更残酷的是，当知识分子揭露出他们的卑鄙与无耻之后，他们并不害怕，他们因为手里握着强大的资产阶级镇压机器而有恃无恐，他们甚至期待揭露会使穷人对他们更加害怕、更加恐惧从而更加俯首贴耳。埃里蓬也认识到斗争的复杂与艰巨，他反思“我从哪里来”，无非是要认识到自己原来拥有多种“身份”，要认真分辨自己承受奴役的各种方式，选择不同的战斗方式来对抗不同的压迫机制。无论情况如何复杂，要有最基本的政治立场和一种作为自己的政治主张的核心出发点。在这基础上把所有的压迫领域、统治的形式、所有曾经有过的因为阶级身份而产生的羞耻感和屈辱感全部打包，投放到理论和实践的斗争之中。（参见页）阶级的分野与压迫在城市住宅区域的分割就充分体现出来，从生活设施到教育，从失业到治安犯罪，穷人阶级的家庭与社会就是这样连结起来的。埃里蓬说即使是在今天情况依然如此，“面对这种固化的历史问题，我们怎样可以无动于衷？”我们是否意识到，“有时从更宏观的角度讲，这里大大小小的犯罪行为已经成为一种惯例；阶级敌人通过国家法律无时无刻不在行使着他们的权力，平民阶级则用犯罪的方式顽固地抵抗着这种压迫。”（23页）他竟然把“阶级敌人”这个概念用在统治者身上，还说平民阶级以犯罪来抵抗压迫、反抗他阶级敌人，他的批判火力真是够猛的。直到写这本书之前，他一直对自己的阶级出身怀有羞耻感，在巴黎的交友中总是羞于承认自己的出身，也从未在他的书或者文章中对此有所提及。相比起来，他可以大方地讲述自己的性取向带来的羞耻，因为以通过逃往大都市的方式来获得保持同性恋身份的机会是知识分子圈中典型而普遍的做法，那种讲述可以引起人们对歧视问题和性文化的高度重视。但是如果涉及阶级出身、社会底层阶级受到的不公待遇，则难以在公共讨论中获得支持。他的这两段重塑自我的经历本来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他的逃离家庭与家庭对他的性取向的态度有紧密联系，最后他从性和社会归属这双重的角度改变了自己。但是在写作中他只选择前者，后者是一直隐匿的。有一次他在巴黎市中心的街上遇到外祖父，令他非常尴尬，害怕被别人看到。事后他心中有着一种负罪感：为什么我不敢承认自己的身份？为什么我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来往让我对自己的家庭感到如此羞耻？在思想上、政治上我宣称反对阶级分化，但为什么社会阶级的概念如此深入我心？说起来真是矛盾，“我的信仰与我进入的资产阶级世界格格不入，我所秉持的社会批判理念与我本身的价值观相互违背”；“在政治上，我站在工人的一方，但我厌恶自己的工人出身。”（46页）还有一件事情。他从小和哥哥一起玩、一起长大，但是在后来的三十五年间他居然没有去看过哥哥。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哥哥在比利时靠着社会救助生活，因为常年的搬运工作而伤了身体。他直接引用约翰·埃德迦·韦德曼（JohnEdgarWideman）说的一句话来描述对于哥哥的感受：“我通过我们之间的差距来衡量自己获得的成就。”他认为没有更好的形容了，他哥哥默默地成为了他的人生参照系。（76页）埃里蓬坦率地揭示自己内心的矛盾冲突，一方面他的精神成长中充满了对逃离自己所属的那个阶级的渴望，极力通过改变自己而改变与那个阶级的关系；另一方面在精神上他依然属于少年时成长的那个世界，“因为我永远也无法在情感上认同统治阶级的价值观。每当听到有人用鄙夷或事不关己的态度评论底层人民的生活方式和言谈举止时，我就感到不适，甚至憎恨。我毕竟是在这样的阶级里长大的。对于群众的游行抗议、罢工运动，有钱有势的家伙们总是表现出不满，每当见到这样的情景，我会本能地感到憎恶。”（13页）更深刻的是，“我得承认，虽然感到与人民斗争的关系格外密切，虽然在翻阅-年大罢工资料时内心充满政治理念与情感上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让我激动到发抖），但在内心深处，我仍然排斥工人阶级，实际上我也在践行这种排斥。‘被动员的阶级’或者说‘可以被动员的阶级’是理想化、甚至是英雄主义化的概念，它与构成这一阶级的，或者说有可能构成这一阶级的一个个真实的人完全不同。”（13页）这是在情感、本能与内心的理性认识之间的深刻冲突。他对那种被建构的理想化的“工人阶级”的反感，也是曾经让我们困惑的问题。中学时代我们要经常去工厂“学工”，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标语之下，我们看到的却是工人师傅们的另外一种物质生存与精神世界，更不用说我们中间很多小伙伴就是来自工人家庭，太知道工人与领导是什么关系。除了这种外部建构之外，工人阶级内部的精神世界的贫乏也是使他感到不适和反感的重要因素。这种不适最能出现在家庭餐桌上，“每次我和父母坐在一张饭桌上，我就会感觉到一种难以捉摸和形容的不适：他们说话行事的方式与我重新跻身的这个阶级差异巨大，他们会在每段谈话中肆无忌惮地表现出一种肤浅的种族主义，以致让人奇怪为什么所有话题都一定能和它扯上关系。这种经历对我来说像服苦役，它让人越来越难以忍受，以至于我得让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因此，“我越来越不喜欢自己与过去的以及现在的劳动阶级之间的直接关联。”（15页）这种精神撕裂的痛苦，是逃离之后的“归来”在内心深处难以承受的。这也是安妮·埃尔诺（AnnieErnaux）所描写过的与她的父母之间“阶级差距”，她在书中完美地解释了这种不适感，令埃里蓬深有同感。在埃里蓬的阶级分析与社会批判反思中，有一个问题容易被忽视，其实很应该引起我们
转载请注明：http://www.dongyanshenjing.com/bcsjsszl/6216.html
